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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

作者:沈海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11日     

    《山海经》是一部先秦古籍,内容极为丰富,堪称研究上古中国社会的宝库。由于时隔久远,围绕着《山海经》的各种问题也是扑朔迷离。如关于《山海经》的作者问题,自古及今,说者不一,有禹益作书说、禹鼎遗像说、夷坚作书说、邹衍作书说等。但以上各种说法都缺乏实在的证据。在文献记载缺失的情况下,想要确认其作者,并非易事。现代学者大多致力于考证《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有人认为产生于远古大禹的时代,这是禹益作书说的延续;有人认为产生于东周,这是根据《山海经》的内容而得出的推断;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山海经》非成于一时一地。正因为《山海经》一书充满了各种谜团,也让我们后人在研究时备感乐趣。  

  今传《山海经》的由来    

  今传《山海经》为西汉刘歆所校定,共有十八卷,分两个部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山经》的主要内容是记叙山岳道里、河川源流、矿产草木、鸟兽虫鱼、鬼怪禁忌、祭祀习俗等,类似于地理志、博物志与风俗志的混合体。《海经》的主要内容是以远近方国为经纬,记叙神话人物及传说故事,类似于方志或异域志。  

  刘歆对校经的情况作过简单的介绍,他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上〈山海经〉表》)可见他收集到了多种抄本进行对勘。今本《山海经》是刘歆合校的成果,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此类痕迹,如《海外南经》曰:“南山在其东……一曰:南山在结胸东南。”清人毕沅指出:“凡‘一曰’云云者,是刘秀校此经时附著所见他本异文也。”《海外经》及《海内经》中几乎每条经文后都有“一曰”云云的校记,从中可以一窥西汉时期各种抄本的异同。  

  《山海经》解题    

  《山海经》一名何时出现,今已不可考。毕沅、小川琢治、何观洲等人认为先有《山经》,后合《海经》,遂成《山海经》。这种看法很具有普遍性,人们往往因《山海经》的结构,将“山海”理解为山与海。实际上,“山海”应是泛称,指天下之山川河海。  

  “海”在古时大多借指遥远。《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齐王伐楚,楚王于是派使者对齐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处山东,楚居荆湘,楚王譬以北海和南海,即指双方相距甚远。《海经》中有“海外经”“海内经”,海外的语义与现代不同,泛指边远之地,海内、海外相当于域内、域外。《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古人以“四海”与“四荒”指称偏远蛮荒之地,所以《海经》中又有“大荒经”。因此,《山海经》恐怕并非仅仅因《山经》与《海经》之合体而得名。  

  《山海经》之“经”,并非经典之谓,学者们认为有经历之义,毕竟《山经》所载山川河流无法凭空杜撰,必须以亲身经历之见闻为依据。因此之故,很多人依然相信《山海经》是大禹治水遍历九州之后所作。江绍原先生甚至认为《山海经》是古代旅行家之指南。  

  《山海经》或许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因为《山海经》最初是有图的。  

  《山海经》的图    

  《山海经》古时有图,不过《山经》《海经》与图绘的关系并不相同。《海经》纯系图绘之解说,这一点可以从其内容中反映出来。如“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南经》)“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海外西经》)“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海内北经》)“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大荒东经》),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是在对图绘进行诠释。因此,《海经》之主体应该是图,而今存的文字内容则只是图的说明。而且,《海经》是先有图后有文字。《海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海外经》四卷和《海内经》四卷,二是《大荒经》以下五卷。这两部分在内容上有着大量的重叠,仅仅在叙事方面各有详略而已,说明这是对同一图绘所作的两种文字解说。顾颉刚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曾对此进行过考证。  

  《山经》与图的关系有所不同,由于其内容丰富,所以不能简单视为图绘的说明。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的地图制作已经相当发达,不仅可以周知山林川泽、丘陵道路,还可以辨各地的财用。因此,《山经》的写作或许有本于此类地图。  

  《山海经》的图不知何时亡逸,刘歆校书时已不见其图。魏晋时期有人补绘了《山海图》,东晋郭璞特地写过《山海经图赞》。陶渊明在浏览了《山海图》之后,创作了十三首《读〈山海经〉诗》。其第一首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所看到的毕竟只是补绘之作,所以和原图已经相去甚远。其第二首曰:“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但实际上《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有着一副“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可怖面目。  

  南朝张僧繇也为《山海经》作过图,不过这些图都未能流传下来。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舒雅根据张僧繇的残画重新补绘,共有十卷。欧阳修有《读〈山海经图〉》一诗,他看到的或许就是舒雅所补。舒雅的画后来也失传,明清时期补画之作甚多,但都是书肆俗手所为,难为典据。  

  《山海经》的版本    

  刘歆虽定《山海经》为十八卷,但好事者每每改动卷次,所以历代著录的《山海经》篇目颇有出入。宋代的《道藏》本虽然也是十八卷,但编者为了平衡内容,将原有卷次打乱,《西山经》和《北山经》各分作两卷,《中山经》则分为三卷,而《海经》各卷次则因为内容较少被互相合并。南宋尤袤对此有所不满,所以他经过三十年时间,收集了十多种版本进行参校,于淳熙七年(1180年)加以刊刻。尤袤刻本是今存最早的《山海经》版本,文献价值毋庸赘言。  

  传世的第二个版本是元代曹善抄本,成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曹善是书法名家,所以这个抄本不仅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同时也是书法精品。  

  明代正统年间的《道藏》本很值得注意。它缺了第十四卷和第十五卷,按理说要找一个完整的版本很容易,但《道藏》却偏偏把这个残缺了的本子收进去,足见这个本子为《道藏》编纂者所重视。这个版本极具文献价值,所以清人郝懿行对它的参校频率最高。我们似可推测这是一个年代颇古的版本。  

  此外,还有一些善本可资校勘之用,如明成化元年(1465年)吴宽抄本、明成化戊子年(1468年)刻本、清乾隆槐荫草堂刻本等。  

  历代的注疏    

  汉代经学盛行,再加上世人视《山海经》多奇怪 傥之言,故其书乏人问津。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开始活跃,《山海经》才受到学者的关注。最早替《山海经》作注的是东晋郭璞。郭璞是喜好阴阳算历及卜筮之术的学者,他并不以《山海经》之怪为怪,唯恐世人“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注〈山海经〉叙》)而致其湮没,于是为之创传。郭璞学问渊博,所以他的注释也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  

  郭璞之后,直到明代才有王崇庆和杨慎为《山海经》作注,但其内容略显单薄。清代考据之学大盛,《山海经》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注疏,如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吴任臣之《广注》收入《四库全书》,但内容较芜杂,为四库馆臣所诟病。毕沅之《新校正》于地理考证颇具功力,影响也极广。清人成就最高者,为郝懿行之《笺疏》。郝懿行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长于名物训诂及考据,故其笺疏深受学者之推崇,夏曾佑先生曾将孙诒让《墨子间诂》与之相提并论。  

  袁珂先生所著《山海经校注》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山海经》研究著作,该书征引文献相当丰富,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取鉴,既是现代《山海经》研究的基础之作,也是初学者之津梁。  

  研究神话应注意的问题    

  《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而神话又是引发遐想的源泉,这或许就是当代《山海经》研究渐成热潮的原因。很多学者视神话为历史,他们的理由是神话折射历史。神话折射历史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似乎未曾区分折射和直射之别。不同的神话内容需要综合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才能揭示其意蕴,而不能笼统地以神话折射历史来代替证据。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方法,可以参酌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山海经》中有大量地理方面的内容,由于古今地名大多不同,再加上古人对方位道里的勘定不甚精确,所以很多内容已经失考,这自然也引起现代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此类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很多学者宣称《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太平洋、南至南海、西至中亚、北至西伯利亚。有人甚至说,《东山经》记载的是美国西部地区,理由仅仅是《东山经》里的山川和那里太相似了。这些说法固然可以吸引世人好奇的目光,但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有夸夸其谈之嫌,绝非学术之正道。学术研究需要充足的证据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而不能代之以臆测。古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解释未知的世界,但我们不可以通过想象来解释古人的世界。  

  今天,《山海经》之所以仍然充满神秘,是因为我们对古人的世界还缺乏了解。唯有朴实的研究,才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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