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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政风须辨证施治

作者: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30日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川,攻取成都,刘璋败降,益州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初成。

  乱局甫定,百废待兴,战后重建问题便摆到台前,需要当政者认真考虑。身为股肱大臣,诸葛亮替刘备仔细清理了益州的“政治账”,发现刘焉刘璋父子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具体而言,首先,当地派系林立,内斗不已。刘氏父子任用东州人镇压益州人,一方专横跋扈,一方怨恨深重,导致蜀地山头主义盛行。其次,刘氏父子统治二十余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官员庸庸碌碌,贿赂公行。再次,就算颇具才华的干吏,也深受不良政风熏染。比如法正,身兼统辖蜀郡、为刘备参谋等要职,性格刻薄,睚眦必报。据《资治通鉴》记载,旁人对他有过一餐饭的恩惠,他都予以报答;若旁人对他有一瞪眼的怨恨,他也无不报复。因缺乏有效法令约束,法正恣意妄为,不顾过失轻重,擅自杀害了不少曾经冒犯过自己的人。

  干部队伍不团结、官员们要么闷声贪腐、要么权力任性,一句话,刘备、诸葛亮所接盘的益州官场,政治风气已然坏掉了!

  想必此情形对于当前的不少党员干部而言,其实并不算太陌生。有一段时期,往往有些新任命到某地区、某部门主持工作的干部,下车伊始,就发现当地或该部门问题很多,尤为突出的便是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有人不作为,有人乱作为,政府公信力不足,不少工作难以开展。这局面的形成,前几任领导恐怕难辞其咎。

  风气关乎班子团结奋进,风气影响地方长治久安。因此,新官上任,如果要点“三把火”,首要在于抓政风。

  那么政风难题究竟该怎么破?倒不妨借鉴一下诸葛亮的“治蜀经验”。入蜀不久,还是那位法正,主动向诸葛亮建言道:“当年汉高祖入函谷关,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权势的力量,占据一州的地方,国家刚刚建立,应该对本地官民施加恩惠,进行安抚。况且从外来的客与本地的主这层关系考虑,客人的姿态应当降低,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这番话于公来讲,是法正给诸葛亮治理西蜀提供思路;然于私而言,或许隐有代表本土势力希望丞相关照其集团利益之意。

  为政以德,最忌不公。诸葛亮自然不会接招,他答曰:“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暴虐无道,政令苛刻,造成人民对它的怨恨,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声,天下就土崩瓦解。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宽大的政策而获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那一辈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两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掉效力。蜀地的人专权而为所欲为,君臣之道,渐渐破坏。给予高官表示宠爱,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的时候,臣下便会轻狂怠慢。蜀地所以到了破败的地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上下之间有了一定的规矩,治国之道,由此便清楚显现了。”

  简言之,诸葛亮给出的方案即通过严肃法规来重建秩序,从而督促百官养成规矩意识,那么良好政风自然逐渐随之形成。

  围绕此理念,诸葛亮制定了蜀科,作为论狱断案依据。有法可依后,他执法甚严,不徇私情,心腹马谡失了街亭,挥泪斩之,重臣李严误期失责,削爵为民,大将廖立搬弄是非,贬为庶民。再就是诸葛亮以身垂范,律己倡廉,强调“人君先正其身,然后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因此终其一生,家产不过“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而已。

  当然,诸葛亮在改变蜀地政风的过程中,也有其不足之处。如矫枉过正,产生新的冤屈,“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与此同时,对于法正、黄皓这样的恣睢之徒,他又失之于宽,缺乏必要的警告与惩戒,身殁后终致宦官祸国。

  如今的成都武侯祠大殿之上,有副对联甚是醒目: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三十字,对诸葛亮治蜀得失之点评,可谓精辟。

  如今思来,改变一地一部门之政风,自身过硬外,尚需审时度势,辨证施治。风气的变坏,非一朝一夕所致,扭转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项考验主政者真心、决心、耐心与细心的技术活,若没有通盘的缜密考虑,难免再蹈“宽严皆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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