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深刻阐述了执政党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坚强决心，而且还进一步重申了胡锦涛同志去年６月２５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对反腐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即“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更加”就是我国今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需要客观理性地把握。
如何理解“治本”中的“本”
“更加注重治本”，是针对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时有所侧重而言的。反腐如同治病，找准病根后方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同理，在反腐败问题上，“治本”中的“本”似乎可以作两种理解：腐败之本（源、根）和治理之本。毋庸讳言，多少年来虽然我们的反腐成就和反腐决心有目共睹，对腐败严重性的反思也很深刻，但对腐败之本和治理之本的认识似乎还显得肤浅。
官员为什么腐败？甚至会“前腐后继”？我们可能过于看重贪官落网后痛哭流涕地向纪检部门、检察机关作的“深刻检讨”或面对媒体时追悔莫及的“反省忏悔”，以为这些人腐败确实是因为“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权（钱）迷心窍”，“一时糊涂，关键时候没把握好自己”等，却很少或不太情愿从人性的弱点上、从权力的固有腐蚀性上，从现有的不太合理的机制、体制及制度上寻找腐败原因。在治理之本问题上，何为本、何为标？至今也并不十分清楚。近闻国家预防腐败局官方网站（有网友留言功能）开通不久，广大网民热烈响应，纷纷表达自己的反腐意愿和建议，由于访问量太大几次造成网站瘫痪。这件事使我们信心倍增，反腐败是全体人民共同关注的大事，不只是反腐败理论研究“课题组”或“智囊团”里的少数精英们能够献计献策，在何为本、如何治本等问题上，我们应当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老百姓中间也会有真知灼见。
重视惩罚的预防功能
“更加注重预防”是“惩防并举”方针下处理惩治与预防关系时的正确选择。我们经常讲反腐败要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着手，预防腐败属于控制或防范腐败行为发生的事前阶段，它对于防患于未然、避免因腐败的实际发生而对各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如何预防腐败最值得深究。目前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如诫勉谈话、巡视制度、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检察机关联合各个相关部门共同预防职务犯罪等，很多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遇到强势人物时也有失利的例子。有“上海第一秘”之称的秦裕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当选宝山区区长，８月２４日“落马”，前后不到一个月，人称“一个月区长”。其实早在２００５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找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其秘书秦裕的问题，但陈良宇并未理会，依然对秦裕加以重用。
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惩罚其实也是一种预防，甚至是一种非常奏效的特殊预防。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对于有效预防腐败的积极意义，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一方面，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严格依法制裁，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符，甚至达到“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的程度，是能够起到对腐败分子本人的特别预防作用和对其他人一般预防作用的。相反，目前腐败高发多发态势与我们对贪贿等职务犯罪轻刑化处置、缺乏腐败零容忍思维、对一些违纪违法事件置若罔闻等关系很大。职务犯罪缓刑率近年来居高不下。“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遗憾的是，古人的这种腐败零容忍思维现在对我们而言仍然只是一种奢望。难道腐败没有严重到威胁党的生死存亡的地步，我们就能容忍其存在？许多腐败都是从看起来很细小的事件里衍生出来的。媒体最近报道新加坡商人王泉成在福建省某县经营一座四星级酒店后，因其不懂“潜规则”，“不识相”，不让当地地税部门官员吃“霸王餐”，不愿交“糊涂税”，结果遭到地税部门的报复性执法，被迫关门离开。王泉成头脑里装的是新加坡的法治思想：吃饭掏钱天经地义，政府公职人员更应自律，“在新加坡，官员吃‘霸王餐’是要丢官的”。问题在于，在别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们却好像一直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