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
